主页 > 重庆安防系统 >

新闻排行

最新新闻

1949年中统特务因通敌叛国被枪决死前大笑次年被追认为烈士

发布日期:2022-05-07 22:3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新中国成立后,除了继续清除遗留的残兵势力,党和国家还对抗战时期的人物事迹进行了梳理。对于那些在战场上正面杀敌的英雄,它们的身份认定十分简单,但在那个年代,我党也有很多地下党员在暗线为革命事业献身。

  然而,地下党员干革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证身份保密。打入敌军阵营,可以说是朝不保夕,身份随时可能就被戳穿,他们中不少人至死都没能回到组织,背着反动派甚至汉奸的骂名,承受着百姓的误解。

  1949年5月11日,在上海解放前夕,上海闸北宋公园人群涌动,这个昔日漂亮的公园如今却成为一个刑场。刑场上,几十名被绑的英雄,在等待着自身生命的尽头。

  处刑台上,有一个男人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,但被绑得结结实实,他身后的牌子上写着:

  围观的百姓看到他是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处决,情绪十分激烈。他们在旁边指指点点,朝他怒骂“卖国贼”、“汉奸”,现场的谩骂声此起彼伏。

  一般来说,这些要被处决的叛国贼,面对百姓的审判和指责,面对临死的恐惧,大都是羞愧难当,畏畏缩缩,心理素质好的最多能面不改色,沉默不言。然而,朱大同却不一样:在被五花大绑接受枪决前,他听到群众的怒骂,却缓缓咧开嘴笑了。

  他背脊挺直,头朝前方,露齿而笑,眼睛微眯,这一笑牵动了五官,脸上的皱纹也都全部显现出来。他的笑容有种释怀和轻松的感觉,整张脸上呈现出一种坦荡和磊落。但这样神情出现在这个场合下,难免有种诡异的感觉。

  当时,在场有一位名叫哈里森·福尔曼的美国记者,他迅速地捕捉到了朱大同临死前大笑的表情,将其拍了下来。而他之后给这张照片的注释是:

  这一注释让人疑惑,因为当时朱大同的身份其实是的官员,被处死的原因则是因为通敌卖国,为何一位外国记者会留下这样一个与当时的情况不符合的注释呢?

  而且福尔曼并非是不入流的小道记者,他在中国生活、工作了多年,曾经还远赴延安,采访过,对中国的红色革命做了深入报道,轰动世界。因此,他的注释应该不是随手一写。

  而且,1949年5月11日,在上海闸北宋公园那场处决中,还有些奇怪的是,与朱大同同批被处死的其他人是王文宗、张达生等几十名中共地下党员。一个叛国的军官为何会同中共地下党员一同行刑,这其中似乎也有些说不通。

  行刑过后,闸北宋公园的刑场流淌着几十条革命英雄的鲜血。半个月后,上海解放了,五个月后,新中国宣告成立。

  次年,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朱大同追认为烈士。他的身份从“汉奸”转变为“烈士”,这种转变的确让人感到迷糊。

  关于朱大同的真实身份一直存有争议。有关他的公开资料并不多,而在有限的资料中,他的一生总结起来:从投奔,在被日军抓捕后公开刊报,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做了一些贡献。

  朱大同出生在安徽萧县的一个小村里,朱家在那个年代条件还算可以,朱大同从小也有读书机会。从中学辍学后,朱大同就在老家一所小学当教员和训育主任。按他原本这样的走向,朱大同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。但他在学校的时候,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知道了中国,并且认可了革命事业。

  加入中共后,朱大同明面上继续在学校任教,但却以教员身份作掩护,组建党员工作小组,开展地下工作。当时他主要负责的是中共党员的信息传递、工作部署等事务。他有文化,人也聪明,所以在党内进步得很快。

  1931年,朱大同升任徐州特委巡视员,并兼任萧县的县委书记,此时他入党不过三年。

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日本正式拉开了侵华序幕。次年,日军扶持溥仪上位,建立了伪满洲国,试图借助傀儡政权统治中国。然而在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际,的抗战兴致却并不高。

  当时,朱大同在萧县策划了一场暴动,但是因为经验不足,这场暴动失败了,他本人则逃到了连云港市隐藏。

  但没想到的是,短短两年,等朱大同再出现在众人眼中时,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中统特务。

  成为中统特务后,朱大同多次策划逮捕中共党员。他本就是萧县人,加入后,也一直在负责萧县的工作,因此对萧县的情况十分了解。凭借之前的情报,朱大同和其他中统特务在萧县开展不少秘密行动。而他抓捕过的最高领导,是中共苏鲁豫皖区的特委书记郭子化。

  他自己还发展了一些特工组织,造谣污蔑,到处散播的言论。他的确有些能力。进入中统两年,他便成为了徐州特务室的视察员,三年后,又成为了徐州特务室的主任,兼任行动队的队长。

  西安事变后,国共达成合作,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团结一致共同抗日。如果不是迫于社会声势和民族苦难,蒋介石绝不愿与中共合作。甚至在他心里,“剿匪”才是首要之义。在中统这些势力的扰乱下,统一战线年,朱大同升任为萧县县长和县党部代理书记长,他在内混得风生水起,平步青云。

  1941年,朱大同被日军逮捕了。抓捕不久后,当地报纸刊登了朱大同的一条声明,他表示会和日军共同。曾经他背叛,成为一名叛徒,现在他竟然选择背叛国家,成为一名汉奸!老百姓或许不知道他背叛一事,但卖国这件事就足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。

  1942年,朱大同被日军释放了。但他仍在内任职,还担任了清乡第二大队长,杀害了不少员和抗日战士。而抗日战争胜利后,在解放战争时期,他还担任“难民还乡团”团长。

  还乡团是什么呢?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、分田地,还乡则是那些被夺去土地和财产的土豪地主,组织武装势力进行反击的行动。在进行还乡运动时,朱大同杀害员和无辜群众数百人。

  然而,1946年,朱大同却加入了“孙文主义革命同盟”。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,却有些军心涣散。他趁机策动地方军队起义,配合解放军作战。

 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,败局已定,但1949年4月5日,朱大同却在无锡被捕,被押往上海。如果朱大同被抓捕,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靠向中共,或许还显得更为合理。但正如五月他处刑时所列的罪名,他竟是因为叛国而被捕。

  也正因如此,朱大同的生平事迹和烈士的身份,让外界一直都有争议。一个背叛过的人,一个联合日军公开的人,就算在最后关头为解放事业做了一点贡献,也不应该被追认为烈士。

  不过,大家从上面的表述中应该也能发现,县志所记载的资料十分简洁,就是这个人在某一年,是什么身份,做了什么事。记载的方式较为简洁,也并不会交代前因后果。而且,朱大同的生平信息并不是很完善,存在断裂。

  他是如何被日军所捕,被捕后除了刊登了声明,还做了什么?被日军抓捕后,为何日军会愿意释放他?

  他1941年被日军逮捕,释放后还在内任职,为何八年后才以“通敌叛国”的罪名逮捕和处决他?

  这些问题县志都没有交代清楚。而这些疑惑之处,也似乎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:朱大同的真实身份,或许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:一个背叛过中共,投奔的叛徒,在最后关头又选择弃暗投明。

  而且在1980年,中共再次追认朱大同为烈士。两次追认,其实就是党和国家的确认和表态。

  虽然朱大同的公开资料很少,但其实一直都有猜测,他当初进入中统,并非是真正背叛了,而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打入了敌人内部。毕竟,如果朱大同手上真的沾满员和人民群众的鲜血,真的当过卖国贼,哪怕在最后策动地方势力起义,也远远不配被追认为烈士。

  有消息传出,当初郭子化被逮捕后,并没有遭到的毒害,而且最后还是在朱大同的暗中谋划下,才被放了出去。

  还有人说,朱大同当年虽然刊登了声明,但面对日军的审问时,并未透露任何国家秘密,刊登声明不过是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的保全之策。而且当时他也并不是被日军释放的,而是想办法联系上了自己的警卫员,逃脱出来的。

  而且逃出来后,朱大同还担任过游击总指挥、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,与日军作战。根据记载,朱大同在抗战期间主动作战次数25次,被动作战19次。

  1999年,河南电影制品厂离退休干部处引发了一本小册子,名为《深切的缅怀——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五十周年》。

  这个册子引用了1949年《申报》和《大公报》的消息,还有许闻天同志对朱大同工作和死难经过的证明、地下党员、政协委员等人的口叙笔录。它通过当年的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,试图还原朱大同线年,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披露了一条消息。在上海志的有关烈士名录的记载中,朱大同牺牲时的单位职务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“孙文主义革命同盟”江苏支盟委员,还有一个“中共地下工作者”。

  回望那个年代,由于时局的复杂性、革命的困难性,我们需要采取非常手段,应对敌人,灵活作战。我党那些地下工作者们,往往隐姓埋名,改变性情,有时甚至为了顾全大局,身不由己地做出一些“伤天害理”、“逆流而行”的恶事。但他们本人,未必不揪心,不痛苦。

  把自己置于黑暗,以换取光明的过程中,他们要面临同伴家人的误解、百姓的指责以及敌人的猜忌与考验。

  当年朱大同被枪决前,咧嘴露出了轻松释怀的笑容,在现在似乎已经有了解释。那是对光明即将到来的期待,那是对十几年如履薄冰的暗线工作结束的洒脱,或许也包含着一丝对惨死于他手下的同志们的歉意与释怀。